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优秀，一个关键指标就是看这个民族是否有一股强大的自洁能力。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，绵延数千年，至今依然成为全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柱，这种文化的自洁素养与廉洁自觉、自信和自律能力起着重要作用，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好好传承并进行现代构建。

去污自洁 免于腐败的廉洁自觉

中华文化的廉洁意识从何而来?其答案就在于去污自洁、免于腐败的廉洁自觉。这既是我们民族廉洁素养的历史存在，也是民族自觉的文化根基。早在战国时期，这种廉洁自觉就显露出来。《周礼·天官·小宰》说：“以听官府之六计，弊群吏之治。一曰廉善，二曰廉能，三曰廉敬，四曰廉正，五曰廉法，六曰廉辨。”这是古人评判官员的六大标准，廉洁善能、廉洁高效、廉洁谨慎、廉洁公正，廉洁守法，廉洁明辨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“六计”也就是“六廉”即以善能、高效、谨慎、公正、守法、明辨为“廉”。此之谓“既断以六事，又以廉为本”。这不仅对后世的吏治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，而且也可以说开启了民间的清官情结。

说到民间的清官情结，现代人或许不屑，或以为清官靠不住，只是民众的心灵寄托，只有制度才最可靠，却不知再好的制度都离不开人，没有好官，制度如何延续?此其一。其二，清官情结正是一种廉洁自觉，因为这种清官情结本身就包含了守法意识在内。做一个清官不仅是许多士大夫官员的志愿或自诩，也是民众普遍的社会心理诉求，直接影响社会政治生态，也影响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。

历史上，确实不乏奸臣当道的时期，然而，这些赃官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相反，历史上一大批敢于为民请命、刚正不阿、不惜丢官罢职的良臣直吏;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、洁身自好的清官廉吏，永远活在民众的口碑之中。清官们“苏世独立横而不流;秉德无私参天地兮”而名垂史册，照耀着中华文化灿烂星空。这就是一种廉洁自觉。它不仅体现在官场，而且深深扎根于民间。多少书香人家甚至底层百姓的家训族规，都书写着一个“廉”字，告诫子孙不可与贪字沾染，后代犯贪赃罪者可开除族籍，不许入祠堂，不是贤子孙。这不仅是一种无形的道德压力，也是一股强大的廉洁自觉意识。

儒家传统中，还有一个词将廉洁自觉化为一种功夫，就是“慎独”。《大学》是这样解释“慎独”的：“所谓诚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谦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”通俗的理解便是，当一个人独处之际，要有一种高度的道德自觉，做个意念诚实之人，不管是群居之中，还是独处之时，都不会自欺。即便是独处时，也会想象有“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”，不会人前人后两个样。“慎独”这门功夫，切中了社会普遍的从众心理，你贪我也贪，不贪白不贪，这种从众心理正是官员腐败的直接动因，是一种可怕的社会心理泥潭。“慎独”二字正好把官员从这种社会心理泥潭中拔出来。

宋代长期担任基层官员的理学家周敦颐更是将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的爱莲精神大力张扬出来，“官清赢得梦魂安”，将中华文化“去污自洁”的免疫自觉刻在我们民族的脊梁上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如周敦颐者，既不是达官显贵，又不是功臣名将，却能在死后不久被朝廷配享孔庙，享受世代祭祀，极大地张扬了民族文化中的廉洁自觉精神。

志在天下 敢于担当的廉洁自信

如果说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，那么，廉洁自信则是文化自信的基石和土壤。正如腐败土壤中绝对培养不出文化自信一样，只有廉洁才能使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光彩、给人信心。

廉洁自信是对廉洁这一社会价值观的自信和力行，来自于去污自洁、免于腐败的廉洁自觉，夯实了廉洁文化的深厚根基，转而化为“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”的担当精神。

庄子说：以天下为笼，则雀无所逃。以天下为牢笼，可见胸怀之广，何惧之有?三千年来，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情怀培养了多少仁人志士的担当之志。屈原说：“定心广志，何所畏惧?”胡安国说：“有志于为学者，当以圣人为则;有志于从政者，当以宰相自期。降此，不足道也。”王夫之说：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，唯志而已矣!”将人和禽兽的差别归诸“志”，从而开启“六经责我开生面，七尺从天乞活埋”的别样人生。魏源说：“功名待寄凌云阁，忧乐常存报国心。”曾国藩说：“大丈夫当以澄清天下为己任。”左宗棠说：“身无半亩，心忧天下。”当然，这并不是说说而已，上述人物无不将毕生精力付诸他们的天下之志，为历史树起了一座廉洁碑林。一个人志在天下，自然就不会被眼前的利益所诱惑;志在天下，方有担当意识;志在天下，方才无畏无惧;志在天下，方有伟大人格。可以说，天下情结，是历史上志士仁人成功的命门;天下情怀，是中国廉官文化最具特色的传统。

这是何等的廉洁自信!志是信念，是信仰，是力量。志在天下，就能做到“不以物喜、不以己悲”，敢于舍弃个人私利，不惧腐败势力，以一种家国情怀担当起嫉贪如仇的赤子报国精神。以湖南为例，从晚清到民国，再到共和国今天这二百多年来，涌现出无数一生以求道为人生最大奋斗目标的清廉人物，形成中国区域文化版图中最具特色的省份。从“廉不言贫，勤不言劳”的左宗棠，到“居官廉静宽厚，不求赫赫之名，而身际艰危，维持大局，毅然担当，从不推诿，有古名臣风”的刘坤一，上百个湘籍督抚、统兵大员贯穿了晚清最后几十年，形成一道湖湘味浓厚的廉官人才群体风景。从“为民国，名缰利锁皆可抛”的黄兴、淡泊明志夙夜在公的蔡锷等民国元勋，到“粪土当年万户侯”的毛泽东等湘籍中共领袖，书写了中国二十世纪最光辉的史诗篇章。湖南如此，其他区域也有着类似的历史风景。

从廉洁自觉到廉洁自信，正是廉洁文化传统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强力支撑，“民不畏我严，而畏我廉;民不服我能，而服我公。公生明，廉生威”。这是深刻认识廉洁的人生价值，对廉洁保持高度自信，以廉安身，以廉立命。不仅增添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，更让后来人看到廉洁的榜样力量，确立起廉洁自信，从而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腐败分子。那种高蹈的自信和崇高的使命感驱使着他们把使命看得比生命还重。

先忧后乐 艰苦朴素的廉洁自律

从自觉到自信，再到自律，是一个天然的逻辑过程。中华文化恰好拥有这样一种廉洁血脉。有了廉洁自觉和廉洁自信，才能坚定廉洁自律。主要表现在先忧后乐的民本情怀和艰苦朴素、清俭自持的廉洁品格。

“忧民生之多艰兮”，忧患意识本是中华文化中有着悠久历史的宝贵传统，发展到宋朝凝结成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这一“先忧后乐”的岳阳楼精神。岳阳楼精神中呈现了两种不同的处世态度，一是“登斯楼也，则有去国怀乡，忧谗畏讥，满目萧然，感极而悲者矣”;二是“登斯楼也，则有心旷神怡，宠辱皆忘，把酒临风，其喜洋洋者矣”。一种是“以物喜”，“以己悲”，是以个人得失为中心的;一种是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是以天下忧乐为前提的。这也是两种不同的忧乐观。先忧后乐，就是要求从政为官者的悲喜不受客观环境和人事的影响，也不因个人得失而变化。当高居庙堂之上的时候，就为人民而忧虑，惟恐人民有饥寒;当退居江湖之间远离政治的时候，就为领导而忧虑，惟恐领导有险失。进退，是个人的事;宠辱，是一时的事。要以忧为主，以乐为次;以忧为先，以乐为后。

后世对先忧后乐精神有着高度认同，苏东坡称赞：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虽圣人复起，不易斯言。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欤。”宋代状元王十朋写诗称：“先忧后乐范文正，此志此言高孟轲。”明成化年间岳州知府李镜，面对岳州水灾灾民唱道:“先忧范相遗文在，载读宁无愧此身!” 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登岳阳楼写下“希文忧乐意，怀抱继前贤”;曾国藩则写了一幅有名的“八字联”作为座右铭：“取人为善与人为善;忧以终身乐以终身”;中国法学先驱、国学大师陈尔锡登岳阳楼则写下“眼前忧乐还吾辈，天下安危视此楼”;毛泽东两登此楼，对蔡和森说：这先忧后乐的思想，较之吃苦在前，享乐在后的提法，境界更高了。刘少奇在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一书中将“先忧后乐”列作为共产党人的修养准则;胡耀邦则将“先忧后乐”列为中华民族三大传统美德之一。

正是先忧后乐这一文化美德，造就了清俭自持、艰苦朴素的廉洁自律成为历史的主流。文官不爱钱，武官不怕死，他们深深懂得廉洁对于执行力、战斗力的重要性。只有立定不要钱、不怕死之志，才能组织起一支真正有执行力、战斗力的队伍。因此，历史上不乏拒绝富贵奢华、咬得菜根百事可乐、两袖清风的经典例子。中华文化正是从自律走向自强，尽管有过曲折，有过教训，但这一历史的规律从来没有中断过。

(作者系长沙税务干部学院教授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后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