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0年前，雪峰山下的老家麻溪村还叫麻溪大队时，能不限量盛上几碗纯白米干饭，是多数农家年节里才有的奢侈事。

爷爷家四口人，除了年事已高的爷爷奶奶日复一日给生产队放牛、摘茶叶、晒谷子或者做别的活换取工分外，尚未成家的叔叔和小姑每天也要起早贪黑出工，算是队里的壮劳力。但分到家的粮食总不够吃，一日三餐都是稀饭，像稻田里一脚踩去能吞没膝盖的烂泥。叔叔或许饿极了，端上粗糙的青花瓷碗，就着几筷子腌菜或萝卜条，喝得“稀里呼噜”，像在门前垄里风风火火犁田，能震下屋子老旧板壁上的尘灰。

我家与爷爷家隔了好几垄田。幼年的我常去爷爷家玩，也常看到叔叔吃饭时像被从“饿牢”里放出来的模样。一次几里外的大队部晚上放电影，片名是《小兵张嘎》，我听说后异常兴奋，一阵风跑到爷爷家，打算求小姑带我去。爷爷家在吃晚饭，见我进门，正在一口乌黑铁锅前盛饭的爷爷绽开褶皱挨挤的笑脸，热情招呼说：“文娃来了，吃一碗吧?”蓦地，他似乎感觉屋里气氛不对，瞥了一眼奶奶，穿着青布对襟衣衫的奶奶低头扒着桌上的半碗饭，默不作声，身后细瘦麻秆一般的小姑在等着盛饭。于是，他的眼神骤然黯淡下去，客套话没再说第二遍，默默盛了自己那碗照得出花白胡须的稀饭，坐到一旁的春凳上吸溜起来。多年后，那晚看电影的场景早无丝毫印象，但爷爷无奈的神情却始终清晰如昨。

我家的境况稍好于爷爷家，不过也仅限于米饭稍干。这得益于母亲的巧思能干，常掺些红薯在锅里，米饭便不用煮得那么稀烂。红薯与米饭的口感自然不能比，我盛饭时常皱着眉头将褐黄的红薯扒拉到一边，专捡米饭往碗里装，红薯上沾着的零星饭粒也小心刮下来。饶是如此，红薯也吃了不少，因家里还有三个弟妹，都和我一个心思，米饭便很难盛上第二回。这是我多年后讨厌红薯味的缘故，街边遇到的烤红薯摊点人气再旺，我也匆匆躲过。

家中日子虽紧巴，母亲却有一副热心肠。平日村里有一时揭不开锅的长辈或平辈乡邻蹀躞上门，红了脸嗫嚅着求借一升半升米，她总爽然答应，麻利地到屋角掀开半空的米桶，令求告者溢满喜色，千恩万谢而去。母亲甚至还容留过外来讨米的一家人，足足住了一个月。这家人是一个妇女带了一双年龄比我稍大的儿女，一路要饭到了我们村里。母亲觉着可怜，让他们住在我家空着的厦屋。白天，他们出去走村串户要饭，晚上便回来睡在我家。偶尔讨回一点米，母亲贴上油盐菜蔬给他们煮了，或者用微薄的钱与粮票和他们兑换。

几年后，公社改称乡，麻溪大队改成了麻溪村。家里忽然分到了好几亩田，父母也不用给生产队出工了，后来才知是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我们弟兄几个年岁还小，也都跟在父母身后，扯秧、担秧、插田，虽然辛苦，碗里却已没了粗糙难咽的红薯，而是纯净软和的干饭。母亲也不再限量，任我们敞开肚皮吃了。家里来了亲疏不一的客人，母亲总扯着对方的衣服真心留客，漾着春风般的笑脸。

大概是1984年秋收后的一天，村里的组长学告伯拿着纸笔到我家，笑嘻嘻地问母亲家里粮食收成情况。母亲客气地让座倒茶，却面有难色，犹疑着不肯说。学告伯说，“不用担心，只是上面要统计数据，不会让你多交粮食。”母亲这才赧然笑了。后来，我从权威的书上才得知，这一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40731万吨，比1978年增长了10254万吨。无怪乎村里再也见不到讨米的人了。

流年带走了亲人，却未能阻止日子云霞般变幻的脚步。转眼间，我已成年，远赴外地工作，结婚，生子。白米干饭再也不是我的心上事。大街小巷的超市与品种繁多的袋装大米前，我开始如当初选伴侣般挑剔起来。先是摈弃米质疏松、品质较差的早稻米，专拣品质上佳、营养价值更高的晚稻米。不久，一家人的嘴又刁了，便只挑外表纯白、晶亮的东北大米……

令我没想到的是，这一两年，妻子开始不吃晚饭，顶多吃一个水果，说同事们都在减肥，自己也要减减，这个月争取减两斤;儿子则常对着一锅香气扑鼻的米饭皱出当年我爷爷一般的沧桑眉头，苦大仇深的样子，说不想吃，然后溜到客厅的茶几边，吃起了零食。剩下我独对热气与清香漫腾的餐桌，兀自发呆。

偶尔，一家人外出逛街，遇到卖烤红薯的摊点，儿子会惊喜地奔过去，一手拿一个跑回来，脸上满是绚烂的笑意，连声说好吃、好吃!望着他甘之如饴的神情，我一时感慨良多。国家40年的改革开放，不止让社会如阳春般日新月异、生机勃然，也将我们一家调理成林黛玉的口味与肠胃，刁钻而古怪了。(张雄文)